徊偟中的晚清士大夫

   记得曾在一次关于晚清知识人的讨论课上，与研究晚清士大夫史的易惠莉教授争论过如何评价历史人物。易教授认为，20世纪中国历史的回环往复，与晚清知识人自身的道德亏损是脱离不了干系的，她主张通过历史的检读与史料的爬梳，来追究知识人的道德责任。当时，她就涉及到曾国藩，她认为曾国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个“伪君子”，连家书都是有备份的，一份示公众，一份给亲人，王韬也被她指责道德上不够真诚，言行分裂。当时自己年轻气盛，仅仅秉持所谓对于历史人物要有“同情之理解”的立场，而深深不满于这种对于历史人物的“求全责备”，主张对于历史的复杂性与人性的幽暗性都要有充分的了解。当时的自己虽言之凿凿，其实是剥离了实相的皮相之谈，因为缺乏历史研究的根基。

历史研究诚然逃脱不了道德裁断，但历史研究不能仅止于道德判断，否则历史就成了伦理学的婢女了。读杨国强先生的《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可以感受到历史分析与道德裁断融为一炉的切肤之痛。杨先生虽曾戏言他的历史研究是“史无定法”，不拘一格，但仍然可以管窥到其继承乃师陈旭麓先生的治史路向，史料引用要言不烦，不以旁征博引炫技，理路分析烛幽洞微，不以笔走偏锋耸人耳目。这本著作主要是对于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分析，旁及晚清的军功官僚以及社会变迁。

在杨先生的笔下，曾、李既非同治中兴的道德楷模，也非屠涂生灵的恶魔，而是有着特定时代的困境意识的晚清士大夫，这种困境首先就表现在晚清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变局，远远超出当时的士大夫的历史经验，而此前的中国士大夫，都是依托于固有的经验来应对社会困境的。曾国藩窥测到洋人器物之厉害，试图在一种中体西用的架构之中引入西洋物事图谋国运，结果导致“一个以捍卫传统起家的人却变成了否定传统的历史中介”。不同于其他多数湘军名将，曾国藩以儒士领导湘军，所依托的是反复向军士灌输传统的忠孝伦理，其《讨粤匪檄》更是将敉平太平天国的保卫清廷之战，阐释成捍卫人伦典则等儒家名教的“卫道圣战”，可也就是这样一个满纸仁义智信，张嘴道德文章的曾国藩，咸丰十一年，在湘军攻破安庆屠戮太平天国守城者后，他致书其弟告以“城贼诛戮殆尽，并无一名漏网，差快人心。”在杨先生看来，曾的言辞流露了一种恻隐之心为“抱道”之志消泯殆尽的忍刻，而这种忍刻“不仅反映了王权对于造反者的不宽容，而且反映了‘名教’对于‘窃外夷之绪’者的不宽容。在曾国藩身上，‘壹意残忍’是‘见危授命’的另一种表现，两者合成‘侠动’。以见其置身于‘骨岳血渊’之中而以舍我其谁为志的精神。”一旦独占义理，且自以为是，那么屠戮众生就具有了充足的“正当性”而毫无愧疚了。

相对于曾国藩立功、立德、立言三者的近乎完美，李鸿章在晚清的世局之中就没有这样的好运了。虽然他一生致力于洋务，用心于国家富强，但在秉持儒家义理的清议之中，李始终不脱一个委琐形象，用“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来分类的话，曾在晚清语境里是君子，而李却成了小人。但事实上，李鸿章却并非全然在道德上无所建树，甲午海战之后，在昔日言者滔滔，如今都“相对默默”的情景之中，是李鸿章白发远行奔赴日本签订必将遭致詈骂的《马关条约》。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由慈禧任命“奉懿旨捕康梁”的李鸿章却一次次地向这些海外政治流亡者送去“惓惓之意”。梁启超在此时写给他的一封信中说：“去国以来，曾承伊藤后及天津日本领事郑君、东亚同文会井深君，三次面述我公慰问之言，并教以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遽灰初心等语，私心感激，诚不可任。”即使李鸿章这样一个在晚清清议之中如此不堪的人物，仍然难掩其晚年的谔谔之气。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偟，深刻地反映了晚清士大夫的精神挣扎。清议秉持义理，义理牵连历史的经验，然而这种经验在应对现实的困局时却捉襟见肘，洋务醉心事功，事功注目于国家富强，这种富强却容易导向“因国家的至上化而造成的民生的边沿化”，从而造成麻木不仁的富强，这种结局自然会导致以苍生意识和民本意识为依归的士大夫一种深深的认同困境，而回应西方力量的冲击，却又似乎不得不走上这条与传统迥异的不归路，这自然导致了士人的心灵嬗蜕与精神杌陧。杨先生的文章形近神似地展现了这最后一代士大夫的心灵史，让我们读史时掩卷而太息不已。

直到诗人瘂弦从二楼的客厅顺着室内木质楼道缓缓走下去，从地面上那扇狭窄而低矮的门出去，被北美的阳光打在略显憔悴的脸上，步履蹒跚地登上一辆面包车的副驾驶的位置，由其女儿驾车离开彭册之先生的家时，我似乎还未完全找到与这位台湾诗人深谈的恰当形式，甚至困惑于如何进入诗人的心灵世界。三个小时的相聚实在太短，而其间还包括午餐的时间，而诗人的心脏不太好，我也不敢“自私”地追问他太多的问题。这是一个遗憾，可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是完美的呢？就如诗人在一首题名为《C教授》的诗歌所表达的那样：

到六月他的白色硬领将继续支撑他底古典
每个早晨，以大战前的姿态打着领结
然后是手杖，鼻烟壶，然后外出
穿过校园依旧萌起早岁那种
成为一尊雕像的欲望

而吃菠菜是无用的
云的那边早经证实甚么也没有
当全部黑暗俯下身来搜索一盏灯
他说他有一个巨大的脸
在晚夜，以繁星组成

在经历了一个上午的等待之后，诗人瘂弦在其女儿的陪伴下来到彭册之先生的家。我与几个同来彭先生家做客的朋友赶忙下楼，等了一会，古稀之年的诗人慢慢地走进来，气定神闲地脱下外套，交给彭先生的太太。彭先生向他简单地介绍了我们，因为事先有约，诗人并不惊诧，很客气地与我们握手，然后坐下漫谈。一楼是彭先生的书房，很宽阔的玻璃窗，窗台上是一盆春意盎然的绿色植物，窗外树影婆娑，阳光交错着穿透玻璃照进来，星星点点地落在我们这群年龄相差悬殊的华人身上。彭先生与诗人的年龄之和等于我们三个青年人年龄总和的两倍。可是，因为主人彭先生的热情，瘂弦先生的随和，我们并不感到怎样的拘谨。

诗人瘂弦出生于1932年，原名王庆麟，曾担任台湾《联合报》副刊主编二十余年，与洛夫、余光中是台湾文学史上著名的诗坛“三剑客”。初见诗人，见其上身是深红色的毛线衣，领口却是两抹黑边，棕色的休闲裤。一身随意自然的衣着。两鬓已然斑白，而头顶头发灰白相间。诗人的眉毛可用“剑眉”一词形容，极有特色，大有纵横眉宇之气势。面色红润，而眼神时有犀利之态。第一印象就让我想起了在一些《高僧传》里所看到的得道高僧“鹤发童颜”的形容，或者就如金庸武侠小说里的武林高手如洪七公、黄药师等人的形象。既有出世之虚融澹泊，也有洞明世事、练达人情之入世智慧。谈话是从诗人的笔名开始的，我问诗人之名是否有什么“微言大义”。他笑笑，说这是在台湾念高中时参加诗社所取的笔名，并没有特殊的意涵。“瘂”就是“哑巴”的意思，取其谐音，而“瘂”的象形字体将“病”与“亚洲”的“亚”结合了起来，而“弦”有“弦外之音”的意思，合起来近似于“无声的中国”仍旧翻涌着“潜在的激流”之义。诗人说，这个笔名其实是对于戒严时期的台湾政治当局的一种“命名的抗议”。后来问的人太多了，解释起来太麻烦，诗人就借用晋代陶渊明的一首诗歌里所用的“瘂弦”两字来解释，他开玩笑说这算是“附庸风雅”了。

毕竟是诗人，有着对于具体事物惊人的直觉和表达。在彭先生慨叹他们年华已逝，青春不再时，我记得诗人借用树枝与落叶两个意象，随口就吟诵了两句极为惊警的诗句，很准确地把他的内心感受表达了出来。可惜，我现在却想不起来这些美好而动人的句子了。跟诗人瘂弦闲谈到副刊时，我觉得似乎一下子跟诗人的心贴近了。这是瘂弦一生倾注心血之所在。而我这些年一直在阅读民国时期《大公报》、《申报》等的副刊，尤其是前者的文艺副刊集中了当时北平最优秀的京派文人，如林徽因、卞之琳、周作人、废名、沈从文等。瘂弦对于那个时代的副刊也有着很高的评价，认为民国副刊之所以如此繁荣，成为各类大小报不可或缺的部分，而非如今报端上可有可无的报屁股，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当时的副刊基本上是独立于报馆的，无论是主编还是作者群体都是报社以外的，享有高度的编辑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形成了开放而互动的文化空间。诗人对于《大公报》文艺副刊的编辑萧乾印象很好，说他们一直交情不错，并言及1980年代他曾在台北主持一个关于报纸副刊研究的会议，向萧乾发出了邀请，可惜兴致盎然的萧乾最终未能成行。他也谈到民国另外一个著名文学期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是我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退休教授。瘂弦先生说他在2003年到大陆访问时，曾专程到上海拜访过施蛰存老先生，相谈甚欢，可惜他离开大陆不久就传来施先生遽归道山的消息，说起这些，他惋惜之情，溢于言表。

从副刊开始，我们又谈起了幽默。瘂弦先生说，以前的一些学者、作家的幽默感如今是很罕见了，现在大都是有点恶俗的做作式玩笑，换成我们流行的语言来说就是“恶搞”。他幽幽地说，幽默跟心智、心态都有关系，心浮气躁的人，或者急功近利的时代是难得有真正的幽默的。他用一首古诗来具体地描述，在其心目中“闲”的极致：“千峰顶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昨夜云随风雨去，到头不似老僧闲。”他随即就举作家梁实秋为例。晚年梁实秋居住在台湾，瘂弦与其过从甚密，因此可以亲炙其“幽默感”。他说梁实秋先生好酒，逢饭局必饮酒，而且不仅自己畅饮，且劝酒。有一次与一群朋友喝酒，一个年轻朋友斟满一杯酒，举起向梁先生敬酒“干杯”，并坦言自己不胜酒力，只能喝半杯。梁先生说：“好，既然只能喝半杯，那你就把酒杯的下半杯干了。”让在场其他朋友忍俊不禁，领其机敏。另外一个故事也让人忍俊不禁。六十年代的台湾，很想向世界展示自身，邀请了美国一个大名鼎鼎的拳王访问台湾。拳王刚下飞机，蜂拥而上的记者就接连地提问了。有一个记者急切而期待地问其感受如何，拳王说：“So far so good!”于是第二天台湾的大报小刊都喜洋洋地以此做标题，将拳王的本意（“到现在为止，一直都还不错”）误译成“台湾如此遥远，而又如此美好！”

席间梁先生还讲述了“红朝女皇”年轻时的一个街头喜剧。那时候，梁先生在山东青岛大学任教，蓝萍（后改名为江青，据说来源于“江上数峰青”的典故）那时也住在青岛，是左翼戏剧社团的活跃分子，积极学习文化。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每晚都登门拜访梁先生问益请教。一次，谈话结束后，蓝萍欲言又止，梁询其缘故。蓝萍怯生生地说，梁先生，你能不能借给我两毛钱。梁先生朗声大笑，说这算什么事情，这样吧，我借给你一块吧，两毛钱肯定不济事。蓝萍坚持只借两毛钱。借钱给她之后，梁先生非常好奇蓝萍仅借两毛钱之动机，于是从二楼窗户往外面盯着，“守株待兔”，只见文艺青年蓝萍从楼道里出来，蹦蹦跳跳，很开心的样子走向不远处的小店，买了几颗糖，扔了一颗进嘴里，高高兴兴哼着当时的流行歌曲离去了。原来如此，梁先生当时就觉得这个蓝萍如此容易满足，肯定不能成大事。梁先生说完这个故事后感慨道，没想到造化弄人，真是侬本佳人，奈何做贼，叫人从何谈起！

彭先生这些年一直在关注简体字与繁体字之争，他力主重新恢复繁体字，并说曾经做过实验，写一千个繁体字比一千个简体字就多花一分多钟而已，他很高兴地谈到读报得知大陆歌唱家宋祖英在今年的两会上提出了恢复使用繁体字的提案。因此，简体繁体之优劣也成了谈话的主题。相对于彭先生的全面复兴繁体字的“理想主义精神”，诗人瘂弦的思路却更加显得“现实主义”。他说今天的华人，尤其是年青一代，已经不太可能用繁体字书写了，但作为教育者和政府，至少要通过学校教育让他们能够阅读繁体字的古文，他主张简体、繁体并用，政府容许人们使用繁体字，让其自然选择。就诗人瘂弦本人而言，他自然觉得繁体字更有利于诗的表意。他举了一个非常具有说服力的例子，比如忧郁的“郁”，简体字的字形很难让读者联想起人内心的忧虑，可是繁体字的“憂鬱”的“鬱”，其笔画之多，字体之繁，让人一看就会愁肠百结，郁郁寡欢。这让我想起刘擎老师曾经在《简体主义的爱情》短文里分析现代人的爱情，为何变得像吃快餐一样“无所用心”，他很形象地说，这是因为简体字的“爱”已经“丧心病狂”了，而繁体字的“愛”本来是要用心经营的，被“挖心”之后的爱情自然如同嚼蜡一样“空心”得索然无味。这与诗人瘂弦对“鬱”的解读大有异曲同工之妙。瘂弦先生又谈起竖排与横排的区别，这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诗人对于形式的直感。他说对于有些诗句来说，竖排显然更容易用形式化的架构，把诗歌的意境直截地表达出来。他举了一个例子，比如“半个月亮升起来”，“升起来”若竖排在顶端，当读者阅读时就容易会意，发生直接的想象，仿佛月亮真的从纸面的顶端升起来了，若横排则达不到这种效果。他还很传神地区分了竖排与横排印刷，说前者是让读者阅读时不断地点头，因为古人敬畏经典，敬惜字纸，而后者则是让读者不断地摇头，说明那份对文化奉若神明的虔诚感已荡然无存了，自以为是占据了上风。这虽是一个俏皮话，细细一想，也未尝没有几分道理。

与诗人见面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正好是台湾2008年3月22日大选之后的第二天。彭先生年轻时候在台湾上学、工作二十余年，诗人瘂弦则在台湾居住生活了更长的时间，只是退休后才移民到温哥华。他们对于台湾是次生死攸关的大选都很关切。毫无疑义，他们都是反对台独的。马英九当选了，饱经沧桑的他们似乎心中一块石头落地一样备感舒心，他们都希望两岸关系能从此走向稳定和发展，结束民进党主政期间所制造的紧张局势。不过，瘂弦先生显然对于马英九并不是全然满意，他甚至开玩笑地说，哈佛博士毕业的马英九就是一个“白面书生”，甚至是“奶油小生”，人是一个正直诚实的好人，但到底能力怎样还得观察其执政期间的表现。他说最感遗憾的就是，马英九当选后的公开演讲太糟糕了，简直是平淡无奇，乏善可陈，找不到一两个能够流传青史的“警句”，他认为这是马英九的智囊团没有恪尽职守。相反，在他看来，败选的谢长廷的演讲倒是掷地有声，文气盎然。这是诗人一向观察历史的独特角度吧。读他的诗歌，就可以发现无论是写车夫、教授、官员、弃妇、乞丐，还是写芝加哥、巴黎等城市的诗句，都在字里行间随时跳荡出一两个直指人心让人惊异的佳句，也许这个标准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太高了一点。我们都开玩笑地说，马的顾问团应该请诗人瘂弦亲自出山执笔撰写不朽之演讲稿。

欢愉的交谈，总让人慨叹调皮的时间在指尖偷偷地溜走了。等我恍然大悟的时候，就只能徒然追忆了。记得诗人在告别的时候说，今天的谈话是一正一邪，彭先生扮演“慷慨激昂”的正面角色，而他则扮演“插科打诨”说故事、开玩笑的反面角色，这个归纳也不失为点睛之笔。如有神助般，那天在轻轨站等待彭先生的车来接的时候，我与另外两位朋友在附近的商场里闲逛，正好有一个打折书展，我匆匆地买了一本厚厚的英文版《诗歌的故事》，是关于英国诗人的生平与作品的著作。我在请求与诗人合影之后，“得寸进尺”地要求诗人在并非其著作的这本英文书籍上签名。诗人瘂弦慨然应允，郑重其事地给我写下这样一个句子：“诗人是真正的历史之子”。这无疑是他一生的感悟，或许也是对于后学的期许。这也是值得我珍藏的礼物。这种诗歌与历史之间的张力，让我想起了瘂弦先生的一首诗歌《瓶》，我们似乎能够从中读出诗人自己的内心世界：

我的心灵是一只古老的瓶；
只装泪水，不装笑涡。
只装痛苦，不装爱情。

如一个旷古的鹤般的圣者，
我不爱花香，也不爱鸟鸣，
只是一眼睛的冷漠，一灵魂的静。

一天一个少女携我于她秀发的头顶，
她唱着歌儿，穿过带花的草径，
又用纤纤的手指敲着我，向我要爱情！

我说，我本来自那火焰的王国。
但如今我已古老得不能再古老
我的热情已随着人间的风雪冷掉！

她得不到爱情就嘤嘤地啜泣。
把涩的痛苦和酸的泪水
一滴滴的装入我的心里……

哎哎，我实在已经装了太多太多。
于是，我开始粼粼的龟裂，
冬季便已丁丁的迸破。

2008年4月15日午后，谨识于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圣约翰学院

一、大学旁边一条街的前世今生

2008年7月18日，当我在长沙桃子湖商业文明街（俗称“堕落街”）的一个拐角处的小店，津津有味地咀嚼着新化风味的油炸鱼时，根本未曾意料两天后，即2008年的7月20日，一支大规模的强制拆迁队伍，会开着推土机进驻此地，开始对于堕落街的整治行动，此项整治据说是为了净化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高等学府的周边环境，将长沙市河西桃子湖区域建设成与岳麓山、岳麓书院、湘江等相得益彰的风景区，同时也是为长沙评选全国文明城市做“美容准备”。等我知道此事的时候，湖南长沙的很多网站已经热议，湖南的门户网站红网的民意调查显示，89%的被调查者表示反对或者不赞成“暴风骤雨式”的整体拆迁，而主张对其进行“和风细雨式”的局部整改，很多曾经在堕落街游荡或生活过的人，纷纷著文表达对于这条即将消逝的街道的忆念与哀悼。红网甚至发起了“记忆堕落街征文”，得到了热烈的回应。

这其实是一条再普通不过的商业街，它的两个出口分别处于湖南大学与湖南师范大学的校园之内，街上错落着饭铺、音像店、歌厅、舞厅、桌球室、书店、网吧、录像厅、饰品店等，夹杂着一些简陋的出租屋，各式各样的招牌高低悬挂或张贴，街道上最鲜活的风景是熙熙攘攘的青年学生，他们似乎有着无处安放的青春，有着精神家园破败后的怅然，有着从象牙塔的符号世界“离家出走”到现实里，感受柴米油盐的困恼与欢愉，也有着在世俗的声色犬马里暂时迷离与闪避的放纵，但这种种都无关法律与道德，仅仅关乎个体对自我与社群之关系的探寻与摸索，关乎世俗生活与学院生活之间的转换与摇摆，换言之，堕落街其实是向这些青年学子打开的一扇观察此岸世界里的滚滚红尘的窗口。这是堕落街的今生。

堕落街的前世至少得追溯到十年之前的1998年，在那年以前，在湖大、师大的结合部至少已有两条所谓的“堕落街”，一条是如今面临拆迁命运的桃子湖商业文明街（所谓的堕落二街），另一条是正对着湖南大学的东方红广场，从学生宿舍六舍、七舍等处通往湘江边的牌楼口的堕落一街。这条街其实才是当年的“主街”，如今已经荡然无存，对于“铁打的校园，流水的学生”仿若从来未曾存在过一样。1998年之前，作为一种“提法”的堕落街在湖大、师大充满自嘲与反讽意识的学生中间，已经口耳相传，当时也仅仅是小范围的人际传播而已。但是，1998年10月23日，中国青年报记者罗旭辉的一篇头版头条整版报道《湖南大学旁边有条“堕落街”》，之后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转载或摘要报道，却使得这条“养在深闺人未识”的街道，迅速地借助大众传播的方式走向了全国舆论的风口浪尖。“堕落街”可谓一夜之间从湖南走向全国，成为一条恶名昭彰的“邪恶之街”，似乎这条街充斥着这个世界所有的灵魂肮脏与道德溃烂，而这种腐败与败落的文化与习性，所腐蚀的正是被我们的社会寄予厚望的天之娇子，这就激荡起了受众的忧心忡忡与道德批判，堕落街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事实的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变得无人问津了。高等学府的周边环境成为街谈巷议的热点，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与道德水准成为学者热议的焦点。至今仍旧记忆弥新的是那篇报道发表后，从全国各地的家长打来的电话让湖大的学生宿舍弥漫着一股焦虑而持久的“道德劝谕”气息，以及此后关于这个记者为何在该报道之中只字不提同样分享着堕落街的爱恨情仇的湖南师大的缘由的种种传闻。事情最终以《中国青年报》的公开道歉以及一些对于湖南大学具有“引导意义”的正面报道而结束，但关于这条街道的情感与记忆却开始疯长、蔓延，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的教义，到了这里演绎成了哪里有批判哪里就有依恋，本来仅仅承担世俗社会的消费主义功能的街道，突然镶嵌到一代代学生的青春记忆的最隐秘的深处，这些在堕落街上不时闲荡的年轻人，以一种反讽与嘲弄，甚至带有一点恶作剧的方式，继续着对于堕落街的激情言说与日常体验。记得有一位晚几届的学生曾在文章中戏谑，正是因为读到了《中国青年报》的重头批判文章，才决定要报考湖南大学，这是家长们、新闻记者、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等都万万料想不到的。

二、堕落街PK象牙塔？

一条街道的命运为何引发如此激烈而漫长的舆论？这种舆论所表征的民意在对堕落街的处理方式中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尊重与采纳？这条街道并无漫长的历史，相对于岳麓书院的千年岁月，它年轻得有点青涩，这条街道也没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文化，相对于岳麓山从山脚到山顶的儒释道文化，它浅薄得有点空洞，如果必须给它找到一顶文化的桂冠的话，那就是青年社群的亚文化，一种与世俗社会的消费文化接轨，却又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消费文化的时尚密码的混合型文化形态，尤为重要的是，这条街道承载着一代代年轻人的私人情感与历史记忆。相对于课堂里的精神成长与知识丰盈，这个如今在某些人的眼里，已经成为必须割舍的一段溃烂的盲肠的堕落街，却是这些青年人磨砺自我、感受尘世的成长空间，他们在这里学会洞察人性与人心，感受多元与混沌，经历挫折与放纵，收获失意与诗意。之所以难以割舍，是因为这条街道已经内在地构成了青春，构成了那种有点叛逆却又像撒娇、感觉虚无却又想坚守、标榜特立独行而又渴望被社群生活接纳的青年文化。

正如一名网友在回忆堕落街的征文里所表达的那样：“毕业以后，我依旧找机会晃荡在这条街上，回忆我们逝去的不怕天不怕地的青葱岁月。一边回想堕落街上的最后一顿散伙饭，一边看看这条留下深刻印象的老街，看它繁华如旧，看它青春长在。在我们的心中，它更多的时候，不是一条无所不能的休闲小街，我们的生活也不因这三个字而真正‘堕落’下去，它给我们更多的感受，是那种无忧无虑、快乐生活方式的享受过程，以及给了我们无处释放的青春的宣泄借口。青春无敌，堕落街也就成了烙刻在许多河西学子心灵深处的时代印章。”

确实如同这位“街友”所描述的那样，毕业后的这些年，我也时常在路经长沙的时候晃荡到这条街道，晃荡到红苹果餐厅，晃荡到晚风卡拉OK厅，晃荡到堕落街上四处弥漫的人间烟火气之中，而在这种漫无目的的晃荡里，消逝的往事会历历重现，甚至会从活着的这条街道浮想联翩到已经死去多年的另外一条堕落街。大一时班级聚餐的蓝带啤酒，在当时班长引导下的一班同学的第一次集体上网，大四报社实习时期的经常性的夜宵，口味虾、麻辣烫、长沙臭豆腐、油炸花生米、啤酒等等，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的恋情，毕业时同窗告别聚餐时的感伤气息，以及被我们扔掷到地下室的餐厅地面，碎成一地鸡毛的啤酒瓶与磁质茶杯，等等，每个人有着他自己对于这段岁月的独特回忆，这种回忆虽然并不一定深刻，却形成了个人的历史与性情。世俗与神圣，在现代社会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有些朋友青春无悔地在这条街道吃喝玩乐四年，然后拍拍屁股走人，而有些朋友却在可以在尘埃里看到“诗意的栖居生活”的可能性，两者并无价值的高下，只要是基于自我意志的选择，同样值得尊重。

   如今的这场对于一条弱势街道的暴力围剿与净化运动，所折射的除了一座被称为中国最具有“娱乐感”的内地省会城市在冠冕堂皇的口号下所隐藏的急功近利（这种功利主义或者说发展主义的思路往往是忽略个体的情感记忆与集体的文化认同），更多的是表征在今日的中国社会，精英文化与世俗社会之间的角力与博弈。大学的自我认同发生了深刻的断裂，她似乎既得承载遗世独立的超越精神，以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气魄，着力于高深学问的研究，同时又得实现培养市场社会和国家意志所量身定做的经世致用人才的目标，从而不得不更多的与它说鄙夷的经济与权力发生对接与交易。北京大学南墙在恢复高考后几十年中的拆了又建的悲情故事，所透露的恰恰是以象牙塔自居的大学与代表世俗精神的市场社会之间的聚合分离。在这样的一种历史困境里，对于一条街道的拆除能够发生多大的隔离世俗生活的效力，实在是令人狐疑的。对于大学精神的失落原因的种种探讨，我们习惯的批判路径是从世俗社会对于神圣校园的污染与腐蚀开始，这种思维定势往往想当然地在大学与社会之间进行某种区隔，似乎大学是干净和单纯的，而社会往往是腐败和复杂的，前者是理想，而后者是现实，这种思路掩盖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在今天的大学校园，权力机制与粗鄙文化的再生产与运转，与社会甚至官场遵循着几乎同样的模式，官本位文化、行政主导、权力意志等已经在90年代以降急剧地侵蚀了本已复苏的大学自主文化与自由气息，可以说，大学所象征的精英文化自身已经感染了悲剧性的权力病毒，它所言说的那套道貌岸然的义理与心性之学，与它在实际的运作中所展现的权力的傲慢与恶俗的嘴脸，形成了充满反讽的喜剧画面。因此，我们所应该追问的不是如何通过空间上的外科手术式的切割，来保卫大学的纯洁性，而是如何从大学文化自身所存在的弊病与症结出发，通过内在的反思与批判来重建一种自由而民主的精英文化，大学在高调批判社会的堕落的同时，也许更应该低调而切实地追寻内在的德性。在堕落街的拆迁过程里，民意与官方意志显然形成了对立，而最后的结果是具有暴力色彩的推土机开进了这条街道，以公共利益与集体意志的名义强行拆迁，并且据说被拆迁者的补偿等各方面也没有得到充分尊重，民意遭到了又一次来自权力的粗暴践踏，这种情形我们在北京大学三角地的拆毁里曾经感受过，在喧嚣一时的大学校园整体搬迁里也曾经感受过，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没有历史感与历史意识的校园，尽管装扮得花枝招展，仍将显得像一个暴发户一样鄙陋不堪，我们无法想象，一个不尊重和珍藏在校学生和毕业的学生的情感与记忆的大学，将如何可能赢得校友对它的留念与敬意。批评家张闳曾在长文《丽娃河上的文化幽灵》里深情追忆了80年代、90年代之交的华东师范大学的后门文化，在他看来，这种游荡的、边缘的、反叛的后门文化恰恰是构成大学精神的要素，而那个时代丽娃河畔孕育出的作家群体与此也不无关系。这些年，在整顿大学周边环境与校园文化的名义下，我们可以看见的是大学校园有活力的各种亚文化的衰落和多元性的丧失，校园刊物的萧条，尤其是校园BBS的高度管控更是导致多样化声音的缺席，加上就业的不景气和尘世生活的压力，导致整个校园弥漫着一股顺从与游戏型的犬儒主义文化，而与此同时，国家意志和公共社会对于大学的创新能力又有着一种充满焦虑的期待，没有思想之自由，没有独立之人格，没有生活之多元，没有文化之驳杂，定于一尊的校园怎么可能催生创新的火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大学应该成为民主的堡垒，自由的守护神，不是在隔离社会的堡垒里唠叨民主与自由的符号，而是在介入社会的变迁里推进自由民主的文化与实践。

三、解读一所大学精神的四个秘密通道

   曾经在与一位如今在《中国青年报》工作的同窗好友闲聊里瞎扯湖南大学的精神，我们都认为堕落街所象征的世俗文化也是构成湖大精神的一个要素，而这些年眼睁睁地看着这些曾经见证过我们的青春的街道的逐个消逝，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能哀悼。在当时的讨论里，我们达成某种程度的共识，认为堕落街文化所具有的游戏精神、反讽意识、世俗情怀、叛逆气息等，在某种意义上表征着青年人不可或缺的波西米亚精神，这种发源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精神，所强调的正是一种与主流文化与意志疏离，而将自我放逐到对于精神自主性与生活独一性的追寻之中的文化精神，今天的中国社会，通过政治宣传、传媒话语、家庭教育、社会教条等所大量再生产的是另一种恰恰相反的布尔乔亚精神，一种中产阶级式的雅皮士文化，这种文化追求高雅、舒适与精致，但往往内在地具有服从主流意识与权力意志的特性。1990年代市场社会兴起以后，80年代生长起来的波西米亚文化迅速地被边缘化，“小资”成为新的人生理想。这种对于可能生活的生动展示，以及社会变迁带来的沉重压力，导致这几代的青年人从一进校园就似乎置身于无处可逃遁的物质生活的重压之下。

   对于湖南大学校方来说，堕落街文化所隐喻的波西米亚文化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充满耻辱感的历史记忆，因此急于将它从长沙河西的地图上彻底抹去，而对于曾经湖大和现在湖大的学生来说，它并非如此令人困扰，反而让人销魂。我曾与一个朋友戏言，没有堕落街的湖南大学，也许在某种程度上也会丧失其精神上的完整性。是的，湖南大学有代表儒家文化的声名远扬的岳麓书院，这所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书院，曾经由宋代理学家张栻、朱熹等主持过，在近代中国更是人才辈出，培养出魏源、曾国藩、谭嗣同、左宗棠、杨昌济等一代代名将和名士。这所千年学府在90年代以后的中国，更是因为余秋雨的文化散文《千年庭院》，和江堤（才华横溢的江堤先生于2003年7月因病早逝，年仅四十余岁，留有书写岳麓书院的《山间庭院》、《瓦片》等文化等散文集）等作家、学者等与湖南电视台合办的千年论坛而蜚声海内外。岳麓书院的存在，就表征了传统的活力与潜力，而传统才是精神的根脉，是灵感的源泉，其中的楹联、碑刻、训诫、后花园等都以实物的直观形式，展现着精神生活的可能。

而学校中心的东方红广场却代表着另一种文化，广场上矗立着巨大的毛泽东雕像，其背后镌刻着依照毛手迹龙飞凤舞的的《沁园春 长沙》，雕像面向曾经存在过的堕落街尽头的滚滚流淌的湘江，背对枫叶红遍、层林尽染的岳麓山，气势恢宏而霸道，排他而独断，这正是20世纪的革命文化所具有的精神特质。自从李泽厚、刘再复的“告别革命”说风行一时以来，告别革命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空间里的文化时尚，但如果没有对于革命历史的切实记忆与反省，没有对于人性幽暗和权力机制的洞察与安顿，弥漫暴力的革命如何可能告别？而东方红广场的意义恰恰在于，它以实在的“名与物”的方式，东方红、广场、毛泽东等等，这些都已然成为革命的记忆元素，成为生活在21世纪中国的大学生无法告别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恰恰是精神自我成长的起点，如果去除掉，反而意味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而这种虚无主义的态度往往导致的是悲剧的重来。

湖南大学背靠的岳麓山，以及前对的湘江，则代表着一种城市里的山清水秀的自然文化，对于中国的绝大多数大学来说，都没有这样的被自然山水环绕的自然环境优势，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在山南水北之间，自然可以让生活在都市文化的“现代性牢笼”里的青年学生，感受到自然的空灵与奇妙，触摸到山水的性情与慰藉，领悟到短暂与永恒、生与死、肉身与灵魂、博大与狭隘、深邃与浅薄等种种终极问题，没有对于这些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以及自我与自然关系的探寻，心智注定是不会发育得丰富与成熟的。因此，岳麓书院代表的传统儒家文化、岳麓山和湘江所表征的自然文化、东方红广场所勾连的革命文化，以及即将消逝的堕落街隐喻的世俗文化和波西米亚文化，恰恰是湖南大学的四种彼此依存在同一空间的精神元素，构造着湖大人的复杂多元的品质与性情。湖大人可以在日常生活里，在这四种文化空间里自由流转，往返沉潜，而伴随着年底堕落街的彻底消失，这种共生性的互补的文化体系将面临着缺失一角的危险（这种危险也可能通过另外的街道的发展来得以调节），同时也以物质形式的消逝的方式，卷走了整整几代青年学生的回忆。

前天，从市区回到闵行校区，已经是傍晚时分，经过图书馆时，我习惯性地折入底楼的心中书店，却看见门庭冷落，除了卖书的阿姨，空无一人，而这种情景并非偶然，记得我六月中从老家回校后，数次到此家书店，都遭逢书店无人看书、购书的境况。一些书架空荡荡的，我颇觉惊讶，问阿姨是要下班了吗？她沮丧地说，不是下班，而是“下岗”。

我大吃一惊，询其缘故。阿姨告诉我老板已经不愿意再经营这个闵行分店了（心中书店总店在中山北路老校区图书馆一楼），原因是自去年开设以来，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作为生意人自然不愿意座赔本的生意了。我也注意到，摆在中间书桌上的新书一直“纹丝不动”，真是铁打的书店（包括书），流水的学生了。阿姨告诉我，极少看见本科生到此地来翻书，更别说买书了，偶然有一两个本科生来，也是因为老师指定的书在图书馆借不到，而到这里来看看。至于研究生，常常来翻阅，问询，但最常用的一个句子就是“现在的书太贵了，买不起”，一些爱书的学生就常常到这里阅读。阿姨心好，还特意在书店一角备了两张椅子，对于这样的学生也从来没有“翻白眼”或者“拒之门外”，甚至经常有研究生提出借书到馆外复印部分章节的，只要是她能办到的（比如老板正好没在分店这边监工），她往往都答应了。她对于研究生颇有一份同情，这个同情倒不是伪善，而确实是一种对于社会不公的反感与怨愤，是很真实的一种感情。她说每次看见博士生到了书店，摩挲着新书又放下，她都很难受，觉得在上海这个最低生活保障都是960元一月的大都市，作为“最高人才”的博士一月三四百，简直就是可笑而荒唐的事情。我第一次进这个分店，就被她“狠狠地同情”了一把。

阿姨告诉我隔壁的书店，起初也是亏损，老板及时调整经营策略，专卖一些考研书籍，以及文具用品，甚至桌椅之类，反而在一阵“苟延残喘”之后，能够维持一个“温饱状态”。坚持人文学术品格的心中书店，就只能眼睁睁地失血而夭折了。去年上半年，华师大开始启动研究生搬迁，中山北路校区最负盛名的大夏书店就呈现衰败之颓势，好几年前，我们这些大夏的常客，就劝说老板到闵行开分店，觉得此地肯定“商机无限”，偌大的一个文科大学，肯定能够为一个学术书店源源不断地输血的（当然，我们如此劝说也是为自己逛书店的便利）。老板说此地找不到店面，搬迁困难等各种理由婉拒。心中书店的血泪史，证明了大夏老板的无限英明，商人毕竟不是书生，这是两套逻辑，两种眼光。心中书店的阿姨一边收拾，一边感慨，也不知道今天的学生喜欢读什么，这么多好书，都不愿意读读，还说她们上学时对于好书是很敬重的（估计读书之前都要先洗手的），对于文化人也是心存敬意的。我想起在图书馆工作的一个朋友对我说，现在的年轻学生最喜欢借阅的是一些小册子装潢精美的言情小说，这些书借阅率非常之高，而且同学内部传阅率也很高。阿姨在叹息，我也像个心中书店关门之际来“哭吊”的人一样，“哭丧”着脸跟着感慨，悲哀，似乎如今流行的“穿越小说”里所写的时空错置的“多余人”一样，徒然感伤，觉得格格不入。也许今天的学生都习惯了网上购书？我只能如此地给自己开拓想象的空间了。

唯一的正面消息是杨国强先生的《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一度脱销，我想起自己五月份第一次来寻购此书时，阿姨第一反应是，你是买书找作者签名的吧？当时，自己只能一脸尴尬的笑，不置可否，唱诺或否定似乎都不太妥当。而确实很多学生买这本书，是因为口耳相传，或者导师推荐，然后杨先生就成了历史系的一个传奇教授，学生爱屋及乌，此书就“脱销”了，而据阿姨说，很多学生并不是想好好读此书，只是像追星族一样，跟风而已。但愿她这个判断能够被铁一般的事实所“证伪”。

    也许，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才可以更清晰理解近些年来在中国大陆方兴未艾的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克罗齐曾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人们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兴趣，所折射的也许不仅仅是对于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的缅怀与哀悼的情绪，更多的是指向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是希望通过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生命、学术世界与社会生活的书写，来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化灌注一种“隔代的养分”。

    体制内外

    近些年这种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至少具有双重的启蒙作用，它既是对于一直以来被官方历史所掩盖、忽视或者曲解的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重新发掘，是在拆卸政治文化强加给历史书写的意识形态后的重新照亮，与此同时，这种对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记忆也是对现状的启蒙与照亮，它从民国知识分子的言语和行动里借来精神的火种，把那一套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启蒙话语重新引进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承接未完成的启蒙任务。

    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聚焦点，吸纳着各种力量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同。在学院体制内，余英时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整体分析、王汎森对于近代知识分子自我形象转变之区分、钱理群对于20世纪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持久关注、许纪霖对于20世纪前半叶知识分子的心态史与政治思想的研究、罗志田对于现代知识分子的思想与文化的一系列论述、章清对于胡适派自由知识分子阶层的书写等，这些学者的著述代表着学院体制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最成熟的研究。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年来，学院体制外，也悄然兴起了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热潮，到目前也蔚然大观，获得了一个广泛而稳定的读者群体。他们往往并非历史系科班出身，但是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而且广泛搜阅史料，形成密切互动的共同体，用力甚勤，涉猎范围甚广。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傅国涌、谢泳、范泓、张耀杰等人。傅国涌的著作已成为近些年出版界一个持久的热点，他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私人述说，既注重史料的叙述，又不乏理性的分析，同时还有一种激情荡漾其间，尤其是其写作的速度之惊人令许多同行只能望其项背而兴叹。谢泳更曾是一个“老牌的学院体制外学者”，他从一本刊物(《观察》)、一个人(储安平)一所学校(西南联大)扩展到对整个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他的著述介乎学术论文与历史随笔之间，既有一以贯之的精神志趣，又有扎实的史料采掘和分析功底，而且文字平实简洁，不故作夸张之词以耸人听闻，可又能让读者领会到文字背后的深沉的关怀。范泓对于雷震和《自由中国》知识群体的研究则为大陆的知识分子书写增添了来自台湾的精神养料。张耀杰对于历史背后的知识分子与政治势力、政党文化繁复的关系的再现，也为我们提供了宏大叙事的历史之外的现场感和细节性。还有一种虽然身在学院体制内，但其知识分子史的写作更接近学院体制外的研究者，而且其交往网络更偏向学院体制外的同人，比如南京晓庄学院的邵建。

   出版热潮

    民国知识分子热的典型表现是出版物的繁荣。这些年，大凡书名中有“知识分子”字样的，都成为图书市场上的热门图书。比如余英时的《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从知识分子个案的角度梳理历史中的隐秘的内心世界；许纪霖在继《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获得国家图书馆首届文津图书奖后，结集出版的民国知识分子个案研究《大时代中的知识人》也获得好评，其所编辑的《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史论》更成为知识分子研究的必读书；罗志田的《激变时代的文化与政治：从新文化运动到北伐》将这个时段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政治之间的困惑与取舍做了细致的爬梳与解读；章清的《“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是学院体制内对胡适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中研究。

    傅国涌的《1949：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为理解那个大转折的年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钱理群的《1948：天地玄黄》虽是早期著作，可仍旧是理解抗战结束后、内战结束前各类知识分子的心态与选择的最好文本之一；谢泳的《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已成为研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典范之一了；其他诸如邵建的新著《20世纪的两个知识分子——胡适与鲁迅》、范泓的新书《隔代的声音——历史劲流中的知识人》、张耀杰的《历史的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徐百柯的《民国那些人》、马嘶《百年冷暖：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生活状况》等都是以民国知识分子作为书写对象的著作，并且都在图书市场上较受欢迎。

    与书籍出版的繁荣相对应的就是发表关于民国知识分子的文章的刊物的兴盛。可以说，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书写与出版，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链条。学院体制内的学者往往可以“双管齐下”，既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林》这种史学专业杂志发表学术体的研究知识分子的论文，也可在《读书》等非专业学术刊物上发表具有研究性的历史随笔。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作家往往大都是在《读书》、《随笔》等同类刊物上发表对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这种思想文化类刊物是承载民国知识分子史的主体力量。值得注意的是从9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新出现的思想文化或文化休闲类刊物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阵地，比如《书屋》杂志，尤其对民国时代的报人知识分子给与了充分的关注。《万象》也刊发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追忆或研究性文章；一些以书代刊的出版物，比如《良友》和《温故》等，时有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口述史，往往以叙述题材为主，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除了这些专业杂志和非专业杂志是出版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园地外，还有一类兼具学术研究和“非学报论文类写作”的思想文化杂志，也发表了一系列的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研究文章，例如香港的《二十一世纪》和广州的《开放时代》，我们可以看见这两个刊物似乎具有最大的包容性、公共性和前沿性，几乎所有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领域有所成就的人，都曾在这两个刊物上发表过文字。

    除了这些杂志以外，一些报刊也是发表民国知识分子研究的空间。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多数都胜过上述杂志，所以往往能够为研究民国知识分子历史的学者、作家开拓更多的读者市场。

    在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里，有一股支流也值得给以特别的注意，这就是经历过民国时代的知识分子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不管是自己撰写，或者口述，因为是亲历历史者的私人回忆，富有强韧的历史现场感和生动鲜活的细节，并且由于这些老人又都经历过反右、“文革”等惨绝人寰的历史悲剧，所以这些对于民国的追忆在众多的民国知识分子史中显得尤其珍贵。

   特征与异同

    纵观这些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可以管窥到一些共同特征。从研究者来看，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进行研究的大都是学院体制内的自由知识分子，或者学院体制外的认同自由民主价值的学者和作家，这个研究群体多数是少年时代经历过“文革”，在恢复高考上接受教育，并且大都在1980年代参与过新启蒙运动，在对于反右、“文革”的反思和文化热中重新确立自由和民主作为普世价值的现代理念，其知识结构、家庭出身、生活经历与话语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若仔细考究，却存在一种认同、发掘与扩展启蒙价值的“态度的同一性”，对于代表世界潮流的自由与人权有着大体一致的认可，他们都自觉地与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抱持着或者拒绝或者疏离或者反抗的姿态。

    从研究对象来看，这些历史著述绝大部分集中在民国知识分子中偏向自由主义的群体，或者是对民国知识分子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重新书写，这样研究注重分析在以往的官修史书中被忽视的两个重要分支，通过对这些知识分子的言论、学术精神、自由意识、交往网络、思想观念、公共活动、政治选择等各个层面的分析，试图展现其整体性的或个体性的人格气象与真实面相，从而使得民国知识分子不再是一个单一的或者完全两极化(非左即右)的知识群体，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挣脱其强加于其的标签与符号，呈现其内在的紧张与精神的多元。

    从研究志趣与写作特征来看，这些历史作品大都具有可读性，充满细节与叙述，强调让叙述“说话”，强调对于民国知识分子的行为、言论与选择有一份“同情之理解”，知识分子的历史书写日渐脱离政治意识形态的油彩，也摆脱被理论话语宰制的被动状态，知识分子史首先是关于在“不是生，就是死”的大时代里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史，讲故事或者说历史叙述的艺术重新成为写作者关注的焦点，自然，这种知识分子的故事不同于说书艺人的故事或者虚构性的历史小说，而是建立在对于研究对象的所有相关材料的细致的文本细读的基础之上，是用可靠的史料串联而成的故事，而不是以自身的价值与判断来裁剪历史。这也是民国知识分子史为何能获得读者广泛认可的原因，它们让读者在一个个知识分子的故事里获得启蒙、感受气节、认识历史。

    从学院体制内外的比较视野来看，学院体制内的学者所撰述的知识分子史往往有一种比较明确的、甚至是比较固执的问题意识，他们探寻历史真相时有着浓厚的知识取向，换言之，他们常常在严格的学术标准下强调核心概念的界定与分梳、材料与论述的结合、局部细节的透视与整体历史的观照的相融合，而学院体制外的学者和作家的知识分子史写作，往往更注重在历史材料里发掘跟我们固有的认知模式相异的部分，他们大都没有将知识分子史理论化、学术化的冲动，而喜欢讲述不同历史时空的知识分子的个人或群体的故事，尤其注重采掘知识分子在面对政治强权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精神，以及如何争取民主和自由的细节。

    因此，可以说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具有鲜明的道德取向，致力于发掘具有道德人格完整性与纯粹性的知识分子历史。或许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前者往往不满足于仅仅讲述故事，而倾向于分析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的来龙去脉，后者往往对于所研究的对象的人格有着一份深切的认同，或者批判，侧重对于知识分子在历史夹缝里的心境与心态的描摹。这就导致前者的文本的政治立场往往是草蛇灰线，无迹可寻，后者的文本则如梁启超的时务体，“笔锋常带感情”，痛快凌厉，直指人心。

    从知识分子史热的时代背景来看，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在面对威权主义的政治文化，和全面兴起的消费主义文化和犬儒主义文化时，他们在阅读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时产生了一种深深的共鸣。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诉求的自由、民主、科学与博爱等普世价值仍旧没有深深地扎根于政治制度与社会生活之中，民国知识分子重建其作为社会重心的努力、以及建设一个独立于政治之外的学术社会的奋斗历程，都让今天内外交困、进退失据的知识分子有着深切的理解与认可，民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当时的政治与社会困境所展现出来的智慧、经验乃至教训，也成为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接续“启蒙运动”的起点，甚至包括民国知识分子所使用的知识资源与道德话语，都成为这群知识分子史写作者批判性地直面今天的中国现实的精神与意义之源。换言之，民国知识分子史热，表面上是“历史的热浪”，其实背后翻腾的是“现实的潜流”，是知识分子在新的语境下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方式。

    防微杜渐

    容否认的是，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并非白璧无瑕。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其实在笔者前述文字的分析中已然初露端倪。民国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极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的指称，就其所包含的知识群体而言，从宏观方面而言，至少有左、右之分，也就是左翼文人与自由派知识分子。众所周知，从90年代以来，自由、自由派、自由主义等语汇是中国思想界和知识界的核心词汇，乃至朱学勤在1998年宣称“自由主义浮出水面”，顾准热、陈寅恪热、胡适热等都应该在这个历史语境来理解。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对民国自由知识分子的研究和写作成为知识界和出版界的一个持久热点，受到自由主义社会思潮的影响和鼓励，对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或者底色是自由的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研究成为诸多学者、尤其是学院体制外学者乐此不疲的兴奋点。谢泳就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针对记者所引述的一些批评者认为谢泳与研究对象之间缺乏必要的距离、太过于正面肯定胡适等人、而丧失了批评的力度时说：“他们都倒霉，太倒霉了！历史愧对他们！”而其朋友丁东更是直言不讳地说，谢泳并没有拔高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是为其正名，从其一再被贬斥和侮辱的历史里拯救出来。

    这样一来，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里的左翼阵营遭到有意或无意的淡化、忽略或否定。这样自然就损害了民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的完整性，导致“左膀萎缩”而“右臂发达”的不对称状况。这从谢泳、傅国涌、邵建等人的自由主义式的价值追求来说自然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整体的历史现象，民国知识分子史热应该更多元，更丰富。退一万步而言，在我们重建今日中国的精神世界的时候，从民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寻求知识资源和精神力量自然是至关紧要，但是左翼知识分子的话语方式、思想习性与行为模式，从其民国时期与政党政治文化的关联，尤其是建国后直接与政党文化的联姻，其实对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巨大，不对这一翼过去的选择站在历史的角度同样持“同情之理解”，同时，对后来的演变进行刮骨疗毒式的精神反省和历史反思，既非直面历史的精神，同样也会制约自由、民主、平等等普世价值在当代社会的生根发芽。

     其次，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热潮虽然是出版界和知识界的一股“劲流”，但是这些作品大都依据知识分子所留下的日记、书信、言论、报刊杂志、相关档案、公文来展开的，这些研究者对于民国知识分子史的历史脉络大都有“具体而微”的了解，对于相关史料也比较娴熟。对于知识分子的兴趣是引动他们进行阅读、分析和写作的基本驱动力。但是，我们仍旧得注意，知识分子史是无法脱离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的，如果对于近代中国历史之变动以及发展之方向，包括各阶段之差异，缺乏一种宏观的理解与审读，仅仅就知识分子而探讨知识分子史，则会限制知识分子史的胸襟与气度，最后就似乎变成知识分子在“自说自话”了，这就导致知识分子史的作品显得琐碎与断裂，缺乏一种史华慈所言的在处境、意识与行动的三维架构里来理解历史的张力。从这个角度而言，知识分子史研究需要与近现代中国史的研究者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更需要与学院体制内的近现代史研究者进行互动。而这些目前显然做得不够。

    再次，尽管民国知识分子史成为一个热点，写作者也赖此获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可，但我们可以看见民国知识分子史的研究者虽是一个多元的群体，但却并非一个能够形成共识且能有效交流的群体。这里，最突出的是学院体制外的知识分子史研究者跟学院体制内的研究者缺乏必要的互动，甚至出现前者认为后者是在无意义地炮制“学术八股”和“学术黑话”，而后者也常常会觉得前者的作品虽然“叫座”，但却不会去“叫好”，因为那些仅仅是历史随笔，而非严谨的有开拓性和典范性的学术研究，甚且认为前者往往是为了达到文章“可读”而“以词害意”或“过度修饰”，他们会认为前者是“短平快”，产量惊人而质量良莠不齐，甚至进行重复性的写作，他们推崇的是慢工出细活。其实，出现这种情况也可以理解，前者是依靠读者市场、面向出版界寻求经济独立，所以得考虑编辑、受众和出版商的需求与喜好，而后者生活在学院体制内，基本上有一个生活保障，应对的是学术共同体的标准，以及学术刊物的尺度，自然得更靠拢“学术行规”来进行写作。

    从湖南老家回到学校已有数日，打理宿舍，整理书籍，将写毕业论文可能用到的书籍安放到靠墙的开架上，而将一些文学性的书打包进纸箱。对于新校区还是有着一份若有若无的疏离感，可人心是容易变化的，人的适应能力也是富有弹性的，几天过去，我似乎开始习惯了这里的安静与缓慢。

但走在校园里，仍总觉得这个新校区缺少了点什么，它有流动的学生，现代气息浓郁的图书馆，鳞次栉比的教学楼，大气的体育馆，也有一条人工的细长的“樱桃河”，以与老校区的丽娃河相对应，河边的杨柳也已然婆娑多姿起来。走在河边，才恍然大悟，原来让自己心魂不定，甚至行走在校区常常有尴尬或不适感的主要原因是：偌大的一个校区，占地2000亩的校园，居然没有一张可以歇憩的长椅。

从研究生公寓到图书馆或历史系，如果按照一般速度步行的话，至少要花费一刻钟。在这个几乎每天发生的日常旅程里，你几乎很难让自己站在路途中的某个地方歇息，因为校园是敞开式的，人在这个空旷的校园里，一举一动几乎是一览无余，若徒然一人站在路边，即使路过的学生不表示惊讶，也会自我感觉是一个闲人，似乎是那些行色匆匆的学生群体之外的“异端”。若一直这么走下去，又会稍感疲惫，而我又是一个不习惯骑车的人。

记得在中山北路校区的时候，坐在丽娃河边的长椅上，无所事事地消磨时光，打量世界，是人生一件乐事。我也一直认为，华师大之所以能够在1980年代培养出那么多作家，跟这条河，以及河边触目皆是可坐可卧的长木椅有关，诗人是需要灵性的，诗歌也是一种“比慢的艺术”。我无法想象，一天到晚在赶路的人（无论是赶“世路”还是“心路”）能够体察到这个世界、自我与内心的美好，可以说，丽娃河，以及河边设置的长椅，是故意将被匆促的现代生活裹挟的个人“劫持”到河边的风景，让他们有一个人生的意外停顿时间，来观照自我，反省世界。而在卑诗大学学习的那段时间，赏心乐事之一就是坐在面对太平洋海湾的玫瑰园之中的长椅上，一边读书，一边看风景，在这所大学校园里，随处都是精致而舒适的长椅，有些长椅上还镌刻着纪念性的文字，标示捐赠者。

可这一切在樱桃河边就难以出现，如果说丽娃河是“天生丽质”的自然之子，那么樱桃河就是人工产品，如果这条河都无法吸引年轻学生的停留（其实不是他们不想停留，而是他们无法停留！），那么它就只能孤独地流淌下去，成为一条镶嵌在校园，而无法融入校园的河，也就无法为这个新校区灌注灵性与灵感。窗外，就是这条河的一脉，黄昏或夜晚，时常有学生情侣漫步其畔，柳丝飘荡，青草葳蕤，他们或许曾想让青春在河边的某一个拐点略作停留，可却无法找到安放灵魂的长椅，无法为大学时代的初恋找到一个时间的注脚。

我宁愿相信这是学校在设计校园的一个疏忽，而这个细节的疏忽或许是不容小觑的，弥补这个缺漏并不用太多的资金，但长椅可能带来的闲暇、自在与性灵，却可能内在地给一个没有历史感的新校区补充一些养分。华东师大，作为一所人文学科见长的高等学府，更应该重视校园的灵性，布局的雅致，充分的闲暇，认同与归属感的养成。学校不应该仅仅是捞取一个大学文凭的驿站，而应该是一个永久的并且值得反复追忆的精神家园。我希望，在这个无限广阔的校园里，能够在不短的将来，出现错落有致的长椅，让年轻而匆忙的脚步，能够稍稍停顿，毕竟人生够匆促的了，毕竟任何忙碌最后都指向同一个时间的尽头，何不在这个最青春的时间段多丰富和感受呢。美学家朱光潜也说过，慢慢走，欣赏啊。

   在飞越太平洋正中间的上空时，飞机开始剧烈地摇晃，持续了至少十分钟左右，空姐提醒每个人系好安全带，空气中弥漫着隐约的紧张情绪，但每个人在表面上维持着镇定。那一刻，就在想如果飞机就此坠落到太平洋的海心，葬身海底的自己对于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遗憾吗？以前读加缪的书，很喜欢他在《置身于苦难与阳光之间》里所描述的生活在险境里的诗意。其实，诗意更多的是一种安全状态的想象，身临其境时更多的是恐惧与虚怯，以及大段大段的空白与拥堵交织的画面。

在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时，心情与去年九月八日抵达温哥华上空时完全不同，在中国，天是灰色的，路是灰色的，人脸也是灰色的，人的心情也是灰色的。在入境的最后一道关口，我气喘吁吁地推着两件大一点的行李，背着一个双肩包和电脑包。据说是随机抽检的“边防战士”在把排在我前面一长溜队伍放行之后，突然要求我把行李拿下来打开检查。这是我才注意到其实所谓的随机检查并非真的如此，行礼道旁有一个类似电子扫描仪的东西，能够照射出行李里所托运的物品。我告诉这个认真而年轻的战士，自己是上海某高校学生，从加拿大访问回来。即使如此，他仍旧不予通融。我值得很狼狈地把箱子和行李包拖到地面，打开。战士真的很敬业，英文书基本上都放过了，主要是翻看港台出版的一些书籍。我所复印和购买的都是学术著作，比如蒋梦麟的《西潮》、刘青峰编的《历史的反响》等，还有一些是国内带过去的大陆出版的。这个战士将这两本书检查了一遍，自然不能发现什么问题，就让我关上行李走人。那一刻，我感觉到什么是自由，什么是思想控制和书报检查。

我发现自己回到中国之后，增加了一个特殊的习惯，就是不时地仰望天空，而几乎每次仰望都是失望，因为我再也看不见像温哥华那样的蓝天白云，空气污染如此严重，从上海到衡阳，从长沙到乡下老家，天空都是灰蒙蒙的，人心似乎也是灰蒙蒙的。尽管总是失望，我仍旧不愿意放弃仰望，似乎总在期待奇迹发生一样。我突然才觉得温哥华那种自然而清澈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值得人珍惜的生活。而对于自己的祖国居然产生了没来由的厌倦感。这是我在异国的天空魂牵梦绕的故土吗？记得以前在中学课本里还读到过对于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这一崇洋媚外观点的批评，其实，这是真的。当然，这里确实有一个发展序列的问题，也存在着发达国家把高污染企业转移到第三世界的问题，可是排除这一切，发达国家的生活确实是值得人去追求的。可是话又说回来，今天中国以环境高污染和资源高消耗为代价的发展主义模式，真的是值得吗？

在长沙与《书屋》杂志编辑聊天，很感慨长沙的空气如此糟糕，赞美温哥华的自然环境如此美好，被这个编辑先生狠狠地批评了一通，说我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说中国有多少人看过外国的天空，如此两相比较，是不合时宜云云。我当时也哑然了。突然间发现自己连感慨和愤怒的权利都没有了，这一切唯一的理由是中国仍旧是一个穷国，是一个发展中的人口大国，回头想想，也觉得有几分道理，感慨和愤怒又有什么意义？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一些事情，可自己这样的一介书生又能做什么呢？

从上海闵行新校区坐729慢悠悠地去上海南站的路上，汶川大地震发生了，我却没有一点感知。几万人灰飞烟灭了，可生活还得继续。突然就意识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幸存者，我们得学会感恩生活。勾留在湖大的那一夜，东方红广场两边的路上点亮了很多蜡烛，事后才知道是湖大学生在迎接校友谭千秋的亡魂的回归故里。在哀乐弥漫在灰暗的时空里时，人心最隐秘的部分也会被触动。事实上，这次大地震让我们见识了，即使在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肆虐的当下，危难之际仍旧会彰显出普通人的人性。这是最弥足珍贵的情感遗产，它也许可以为震后的中国疗治心灵的创痛。

在雷锋的故乡，参加一个大学至交的婚礼，感觉到乡村的婚礼相对于城市酒店的仪式，似乎也有着特殊的意味。很多年前在湖大读书时，曾经与一干同学去这个老兄家里吃过饭，挖过笋子。一晃就十年了，当年那个一跟女生说话就脸红的纯情少年，如今也成了一中央级大报的青年记者了。最经典的细节是，这位仁兄在抱着新娘从宾馆六楼下楼梯时，居然歇息了三次，还从抱改为背。即便如此，新娘非但不“领情”，还抱怨说自己被背比背人的人其实更累。遥想当年，牌楼下水，畅游湘江，登临爱晚，挥斥方遒。这个细节也提醒自己，赶快趁着还不算太老，将新娘抱回家，否则就得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尴尬了。

去年南方大雪灾，母亲摔断了右手，一直牵挂。这次回家，软缠硬磨地将母亲带到衡阳最好的医院，做了检查，请了一个资深医生诊断，幸无大碍，我从去年年底悬着的心终于可以稍微轻松一点。母亲一辈子劳作，用任劳任怨形容毫不为过，很多人说手摔伤了，就让孩子们养着享清福，可我知道劳作对于母亲之意义，她觉得每天无所事事地闲着，是虚耗生命，而劳动反而让她体会到生命之价值与尊严所在，此外，她也回应那些乡亲说，自己的儿女虽然在城市工作、学习，可也并不富裕，自己又怎么可以吃闲饭，增加儿女的负担呢？这些话很朴实，可是最能动人心。

昨夜在走廊上浇花，突然发觉外面天空的月亮很圆很亮，今天中午洗碗的时候，发觉外面的天空，浮荡着大朵大朵的白云，像棉被一样柔软温煦，一直灰暗的心情似乎好了一些。不管怎样，这是我自己的国家，对于能够改变的部分，不能哀怨指责，应该勉力而行。

                  ——兼及卑诗二君之口腹战

子曰：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岂无大义存诸微言哉？子之所言谬矣。温城数月，虽身居异国，而宛然置身桑梓，以何故？得三两知己，嗑唾珠玉，舌灿莲花，无所事事，东游西荡。赏心乐事，谁家庭院？他乡高谊，孰能绝情？维城走马，感黛玉葬花之伤情；碧溪冶游，觉庄周梦蝶之虚实。拈花一笑，惠能望洋而兴叹；天光云影，海子悔死而重生。

    折柳送别，无非离情；弹冠相庆，岂有俗尘？奈何人生不如意者，常十之八九。落日故人，本系人性之初；桃花潭水，岂能只取一勺？某君私下之戏言，竟成他人之把柄。大宴岂非画饼，望梅孰能止渴？可怜旬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某君讷讷不成欢。一言不慎，竟成鸡肋，同室操戈，相煎何急！雷霆万钧之下，岂有完卵？虚应故事之词，难得狡辩！余生有幸，遭逢雅丐。冠冕堂皇之词，难掩饥肠辘辘之轰鸣；三寸不烂之舌，隐言三文咸鱼之翻身。天下之大，离奇者莫过于此；古今之冤，悖谬者集此大成。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

  古人云，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醇。虽非君子之德风草偃，亦或难免小人之嗜欲，区区三日大宴，舍之可也，岂能为此而割袍？况旅温数月，屡屡叨扰某君，感激不尽，焉能忘本？故此陈言于林君，一张一弛，文武之道，若依此旁敲侧击，顾左右而言他，或可谋之，若如君之酸言咸语，甚且含沙射影，指鹿为马，或致某君龙颜震怒，斯文扫地，觊觎三日之大宴，直如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哉！某虽鄙贱，出身寒微，亦以固执为羞，愚痴、贪嗔等等业障，避之三舍，唯恐不及，岂为三斗米折腰！况素来信奉得饶人处且饶人，奈何入彀，衣锦夜行，已非能事，故搜索枯肠，遂成直言，或有错失，此心可昭日月，祈望二君相逢一笑，把酒言欢，亦区区之所慰。